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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外商投资:背景改变,作用未减

发布时间:2024-05-31 | 浏览次数:233

在关于中国经济如何取得巨大成就的研究中,外资的作用一直是一个重要议题,一些学者通过定量的研究认为对外开放,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的首要决定因素,而不是传统认知中的国内改革。对于这一观点我持保留意见,但相关研究所展示的数据与视角,也提醒我们对于外资的理解应该更加全面、深入与前瞻。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十年中,外资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没有争议,但随着中国由原来的资本输入国转变为“商品、资本”双输出国,关于外资作用的认知开始变得模糊。特别是随着疫情冲击带来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以及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冲突上升,各国更加注重产业与投资的可控、韧性与安全,在这些重大的变化下,是否外资的作用就不再那么重要了?我的答案是外资的作用依然非常重要,要坚持有效合理的利用外资,并将引进外资与企业出海战略相结合。


一、外资是推动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的关键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包括两种类型,所发挥的作用各有不同。第一种是纯资本型投资,在改革开放早期我国面临资本严重短缺的问题,外国资本的流入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由于资本要素非常稀缺,资本的边际效率也非常高,资本的引入对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起步至关重要。第二种是实业型投资,与纯资本型投资不同,实业型投资更侧重于在中国直接兴办企业,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实际运营。实业投资不仅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商业模式,这些技术、经验和模式也是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外商企业共同构成产业链与供应链,中国企业提升了自身的制造能力和供应链管理水平,特别是在通信设备制造业领域,华为和小米等民族品牌的崛起与外资带来的技术和管理有着密切关系。在汽车行业,尽管外资的部分核心技术并未完全“外溢”至国内,但外商投资帮助中国形成了全面的产业链条,也正得益于此,当前中国电动车行业才获得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可以说,外商投资在中国制造业体系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帮助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外商投资同样对国内的服务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金融、咨询、法律以及商务服务等领域,外资的引入带来了新的服务产品、商业模式和交易方式,并发挥了“鲶鱼效应”,对国内服务市场的开拓发挥了重要作用。

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社群具有特殊优势,在引入外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作为重要的资本来源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以香港为例,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同时具备英文体系和完善的法律环境,使其成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桥梁。一方面,香港的普通法体系与国际接轨,为外资企业提供了一个熟悉和信任的法治环境,有利于商业活动开展。另一方面,香港的金融服务业非常发达,提供了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便利。中国还拥有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社群的资源与优势,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亲近,海外华人更容易与中国企业和政府建立联系,促进了国内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同时,海外华人了解西方的商业运作体系,可以帮助外资企业更好地适应中国市场。海外华人自身也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将资本投资于中国,直接促进了中国产业的发展。


二、从资本输入到资本输出、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中国引入外资的背景已经显著变化

中国已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对于外资的认识有所模糊。忆往昔,我们应以更宏观、务实和客观的视角评估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看今朝,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已从资本的净接受者转变为资本的净提供者,2013年我国货物贸易额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实际利用外资,转变为商品和资本的双输出国。在这一新角色下,中国可以使用资本积累进行资本扩张,通过资金投资和实业投资等多种方式对外投资,获取全球利益并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外资的认识也出现了变化,比如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再需要外资了,外资是来“占便宜”的,应该有所限制。一种观点则认为外资对于中国经济已经意义不大,可以不再关注、听之任之。

另一方面,中国吸引外资的传统优势也在弱化,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可能有所降低。具体来看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弱化。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中国曾拥有显著的劳动力和市场优势,这些优势在过去吸引了大量外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像过去那样明显,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相比人工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弱化。

二是经济增长放缓,潜在经济增速平台下移,资本回报率有所回落。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较长的上行周期,并且没有太大的经济波动,资产价格也持续上行,资本回报率较高。近年来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调整期,潜在增速平台持续下移,经济进入中速甚至中低速发展阶段,这对资产价格和投资回报预期产生了影响,加大了资本流出的压力。

三是资本市场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近年来企业上市节奏的放缓和资本市场退出机制的调整,对依赖这些渠道的VC(风险投资)和PE(私募股权)公司构成了压力,这不仅影响了国内资本,也给外资流入带来了压力。以香港为例,香港是我国主要外资来源地,美欧特别是欧洲通过香港将资金投向中国的资本市场,或者通过各类途径对内地企业发放借款,由于当前投资机构面临集资、投资和退出难题,现在香港的资金流入也遇到了困难。

四是营商环境和人员流动的便利性对外商投资产生影响。疫情期间中西方疫情防控措施存在差异,跨境人员流动曾受到短期影响。同时我国电子支付的普遍应用可能对不熟悉和不能使用这些系统的外国人来华构成障碍,影响其活动的便利性。近期我国在电子支付及签证政策方面做了调整,如对一些国家实施了单方面免签政策,以促进旅游和商业往来,相关配套政策仍有待进一步优化。

五是大国博弈基调不改下,安全与发展的平衡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疫情冲击和大国博弈的影响下,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对于供应链的关注更加聚焦在安全和韧性上,而不再是效率和利润。最近我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中美商业领袖圆桌会议,美方企业代表黑岩集团(Black Rock)的首席执行官认为,“在国家博弈面前,企业和企业家的利益不值一提,中美皆是如此”。这说明,对于企业而言,安全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比如商业活动人员如果涉及到跨境数据的流通,就可能会涉及到安全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外资流动很难不受到地缘政治或大国博弈的扰动。


三、外资对于中国经济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未来也将一样

如前所述,一方面是中国从资本净流入转为资本净输出,一方面是吸引资本流入的传统优势在走弱,并且面临着一定的障碍和压力,那么外资的作用是不是不再重要了?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做出判断和回答的问题。我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外资将发挥与以往不同的重要作用。

在大国博弈和逆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继续引进外资有助于减缓产业链特别是高端产业链外移的压力。当前全球产业链布局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美国正在不遗余力的推动制造业回流,实施了所谓“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策略,近几年推动一些产业从中国转向东南亚、墨西哥和南亚地区,在华投资的美资企业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一定压力,包括苹果等一些企业在内要求国内的供应商在海外备份产能。尽管面临压力,中国的引进外资工作在2021年和2022年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拥有强大的产业链优势、比较成本优势和综合竞争力,使得 “世界工厂”的地位短期内难以被替代。但是也要看到,美国已跌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23年墨西哥在20多年来首次超过中国成为美国进口商品的最大来源国。近年来,美国对越南、墨西哥等国家的进口比重上升,中国对越南、墨西哥等国的出口比重也上升,这或表明中国对墨西哥和东盟的出口实际上部分最终也流入美国。需要警惕的是,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美国最终希望的是在关键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对此要有详尽的分析与充分的应对。我们依然要和外资以及外企保持友好,不要将企业的利益、产业的利益、经济的利益与外交上的纠葛混为一谈,应加大引入外资的力度,巩固“中国制造”的地位和优势。

在中国亟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背景下,外资依然能够带来技术、管理以及商业模式等领域的“外溢效应”和“鲶鱼效应”。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平台的下移,以及传统增长动能的走弱,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在技术与制度层面取得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42%左右。以往中国吸引外资的历史充分表明,引进外资并不仅仅是引入了资本,更重要的是同时带来了技术、知识、人才、管理以及商业模式等层面的引入。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人均GDP刚超过1.2万美元,虽然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东盟等经济体已经较高,但相对于发达经济体依然较低,海外的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依然可以在华寻找机会。即便是在那些技术差距不大的领域,包括咨询、商务服务等服务行业,外资企业在中国也可以起到“鲶鱼效应”,有利于倒逼国内市场保持活力、不断创新。此外,引入外资也是对外展示开放与包容姿态的重要方面。


四、怎么办:“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进

稳外资稳外贸不放松,继续扩大制度性对外开放。在过去资本高度匮乏的年代,中国在吸引外资领域采取了创新的政策和开放的姿态。比如在没有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时候,制定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这对于吸引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展现了其他国家少有的魄力,也为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等,具体的政策措施需加快出台并落地生效,持续稳外贸稳外资。

鼓励中国企业从“出口”走向“出海”,加大支持企业“走出去”政策力度。一方面,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如东南亚、印度等地进行投资和扩张,利用当地的人口红利和市场红利,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新的商业机会。一方面,面对美国等国家的“中国⁺”战略,中国企业出海有利于规避地缘冲突风险和贸易冲突风险。另一方面,对于受出口限制影响的国内项目,通过产能转移和资本输出进入海外市场,可以帮助企业消化产能,保护企业利益,也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保持和转化竞争优势。从历史经验来看,日企曾经在美日贸易冲突时选择出海,寻求更大的市场空间,海外收益成为企业盈利的重要支柱,也是日本经济在“失去的二十年”期间没有进一步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正确看待企业出海行为,纠正一些舆论对企业“走出去”的误解,认识到这是企业乃至国家战略的需要,而不是所谓的“资本外逃”。在鼓励中国企业出海方面,政府应在资金、技术、人员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持,同时进行必要的分析和风险控制,帮助企业在海外市场发挥积极作用。

进一步发挥香港在引进外资和促进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加强香港中介力量的建设。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特别是在连接中国大陆与国际资本市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香港拥有成熟的资本市场,吸引了大量的VC和PE的资金,这些资金间接投资于中国内地。当前需要针对香港的VC、PE等金融机构进行深入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予以支持,利用他们的优势和长处更好的发挥香港引进外资的作用。同时,未来要进一步加强香港中介力量的建设,如强化认证服务、检测服务、评估服务、仲裁服务等以及投资必要的基础设施,如金融交易平台、数据中心、会议和展览设施等,支持中介服务的发展。香港也需要主动发挥创造性,探索新的服务模式和业务机会。


总体来看,中国引进外资工作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既包含着巨大机遇,也伴随着严峻挑战。要把引进外资和企业“走出去”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要把项目引进、产能引进、技术引进、资金引进、服务业引进以及人才引进等有机结合在一起,致力于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表率作用。在当前全球安全和发展博弈持续,且对于安全的诉求日益上升的背景下,企业界的利益交融或可以在国家间的安全博弈中发挥缓冲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国际关系稳定,再次发挥经贸压舱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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